曹东扶与他的子女们——纪念父亲逝世50周年

曹东扶与他的子女们

纪念父亲逝世50周年

作者:曹永安

 

        应中国古筝网和王英睿女士之约,为河南筝专栏写一点东西。今年恰逢父亲逝世50周年,确实是一件很有意义的活动。久不动笔,下笔生涩。只能算是一点随想吧。


        研究和介绍曹派筝乐的资料很多,这不是本文的重点。在这里,我想着重从人文的角度来谈谈曹派筝乐的形成和发展。父亲是一个地道的民间艺人,未接受过正规的音乐教育。但他却能从众多的艺术家中脱颖而出,被选为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的首位古筝教师。他是怎样得到这个机遇的,这一定是大家很想了解的。


        父亲的故乡河南南阳是我省的一片文化绿洲,河南几大艺术曲种“河南大调曲(也叫南阳鼓子曲)”,河南板头曲,以及随后的河南筝派都曾在这里极为盛行。父亲就是在这样的艺术氛围中成长起来,并把自己的毕生心血奉献给了它们。


        建国以前,纯器乐艺术在民间不太流行,人们更接受的是有唱词、有情节的说唱艺术。父亲当年是以精湛的大调曲演唱而闻名于南阳一带。大调曲的唱段多以历史名著为蓝本,精心选配大调曲不同的曲牌,便形成了一段段优美动听、引人入胜的音乐故事。父亲的演唱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对不同艺术人物准确、细腻的刻画与模仿。他演唱“醉打山门”时,声调粗犷豪放,使鲁智深这条莽汉跃然于眼前;而演唱“西厢记”时,时而幽婉哀怨,生动刻画了崔莺莺陷入情网之中而不能自拔,饱尝着相思之苦时的心情;时而轻盈欢畅,让你看到一个聪明伶俐、热心善良的丫鬟红娘为小姐的终身大事上下奔波…….。父亲的深厚唱功,为他以后苦心钻研古筝技艺,用筝乐来表现不同的艺术形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       建国后不久,在北京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全国民间艺术汇演。由全国各地精选的民间艺术人才齐聚首都。父亲率领他的几位曲友也参加了此次盛会。就是在这次汇演中,他们的精彩演奏得到一致好评,并引起了国家相关部门的注意。1956年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成立(现天津音乐学院所在地),并特设了民乐系,体现了国家对民族音乐的重视。随后的工作便是在全国遴选相关人才。最后结果大家都知道了。


        进入中央院后,父亲放下了自己深爱的大调曲演唱,把全部心血都用于古筝的教学、演奏、创作、乐器改革等工作中。他十分清楚自己从一个民间艺人转身为最高音乐学府的教师,有多少东西要学,有多少事情要做。当时已是年近六旬的父亲,从未停止对新知识、新技艺的追求。中央音院的艺术环境,也极大地扩展了他的艺术视野,使他对自己的筝乐产生了更高的艺术追求。例如传统的古筝演奏手法长期以来一直是“扎桩”,即右手无名指和小指立在岳山外,支撑另外三指的弹奏。它的优点是在长时间的弹奏中(在用于大调曲的伴奏时,经常连续弹奏几十分钟),可以缓解手臂的疲劳。但缺点也很明显,就是弹奏区域一直是靠近岳山的位置,使音色有些干瘪,余音短,缺少变化。父亲在欣赏其他乐器的演奏中,很快发现了这一不足。在随后的几年中,我记得父亲提醒我最多的话就是:把右手解放出来。即不要扎桩,要弹奏琴弦的不同位置,以产生不同的音色。初到中央院,父亲是以教授河南板头曲为主。但这时的板头曲已有了质的变化。在保持其六十八板板式不变的原则下,父亲力求从音色、音量的变化,左手各种不同速度,不同幅度的颤音、滑音、揉弦等技巧来丰富乐曲的表现力。在这里要着重介绍父亲独创的右手带有强劲音头的大指摇、倒踢正打、揉弹间奏、游摇;左手独特的小颤音等技法。这使得父亲的演奏明显有别于河南其他筝乐,由此确立了曹派筝的地位。


        父亲对音乐艺术的热爱,也体现在对我们四个子女的教育上。在我看来,除了继承他的音乐艺术,父亲就没有考虑过我们其他的职业选择。我的大姐曹桂芳,二姐曹桂芬,妹妹李汴无一例外的走上了音乐之路。我们四人的后代也大多数从事音乐工作。曹派筝能有今天的影响力,与这种家族式的继承有重大关系。在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中,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中有所建树,也都获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头衔和称号,但“曹东扶的子女”却是我们独享的最大荣誉。大家能知道我们几人,与父亲在筝界的深远影响有直接关系。我曾在很多场合表示:我们都是生活在曹东扶的光环之下的。我相信这是我们的共同心声。多年来,我们一起参加过不少与曹派筝有关的艺术活动,也分别为传承和弘扬这一流派做了各自的努力和贡献。我们前后分别出版了两套《曹东扶筝曲集》,也在不同时间录制了不少父亲的筝乐。希望大家能由此了解到曹派筝在不同时期的特色与演变。


        父亲虽然离开我们五十年了,但岁月的流逝并未冲淡我对他的印象,在构思这篇文章时,和父亲相处时的一些细节反而日渐清晰起来。虽因篇幅有限,不能全部道出,但我还是想在此追忆几个印象最深的场景。两个姐姐参加工作较早,我和李汴随父母经历了从开封到郑州、天津、北京等地的迁徙。在旅途中,父亲抱在怀里的经常是他那几件心爱的乐器而不是我们;小时候父亲常带我去曲友或同事家走动,每每见到人家的乐器,都习惯性的要拂拂尘土,把弦定准,然后小心的放回原位。他对音乐的挚爱由此可见一斑。我是父亲唯一的儿子,他自然也不能脱俗,对我关爱有加。但我也是四人中因学艺挨打最多的一个。父亲的“恩威并施”、慈父兼严父的形象是我永远难忘的。父亲一生不苟言笑,他难得的几次欢笑,都是听到子女们在事业上小有成就之时,如大姐被提升为唱腔设计、二姐录制了唱片、我被选中参加电影“花儿朵朵”的拍摄出演“小古筝”、李汴多次在艺术比赛和演出中获奖等等。可以告慰父亲的是我们没有辜负他的培养与期望。多年来,我们一起参加过不少与曹派筝有关的艺术活动,也分别为传承和弘扬这一流派做了各自的努力和贡献。在这些艺术活动中,有些细节使我感触颇深,例如二姐曹桂芬主办的纪念父亲一百周年音乐会时,坚持要我坐在最中间位置;《曹东扶筝曲集》的文案工作几乎都是李汴完成的,却要把我的名字放在前边…..。我想这不仅仅是一种亲情的体现,而有更深层的含义:大家都想让父亲知道,曹氏家族后继有人,曹派筝乐后继有人。我也想让我们的后代永远记住这一点。这才是对父亲和先后离世的两个姐姐最好的纪念。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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